公募降费压力波测算：影响可能刚刚开始
来源：资管风铃
降费潮确认到来。
7月8日上午，证监会发布了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工作安排，并提出包括更多浮动费率产品、降低主动权益基金费率水平、规范公募销售费率、完善费率披露等举措。
业内此前对于公募基金整体降费的预期，终于得到了印证。
部分头部权益机构将存量产品管理费、托管费调降至不超过1.2%、0.2%，其余存量产品费率调降时间也将于2023年底前完成。
一方面，头部机构的费率调降将形成鲶鱼效应和费率被动竞争。头部机构在投研环节本身就坐拥资源禀赋，降费产生的虹吸效应，反而可能强化行业规模的马太效应，并倒逼其他中小公募跟调竞争，甚至引发费率价格战。
另一方面，管理费只是产品摩擦成本的一部分，其他与基金投资有关的佣金、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等其他费用也将迎来“调控”，参考海外成熟市场公募产品费率走势，国内基金市场在迎来综合成本下调的关键拐点。
这场由监管和行业共同发起的费率调降，会成为普惠基民的一次政策红利，也可能进成为催动行业“费率市场化”的开端。
01
谁的压力
过高的管理费，确实会成为摊薄投资基金收益的重要原因。
费率问题长期被市场忽视，与不少投资者对管理费认知的“标尺谬误”有关。
因为管理费的定价系数上是参照投资本金设置的，假设投资1万元本金，按照1.5%的管理费换算，一年的费用仅150元。
相比于基民较高的预期收益，如此定价看似并不高，毕竟个别基金能够1日之内实现净值3-5个点的增长，一些人就此认为，如果投资业绩理想，仅1.5%的管理费很容易就能覆盖。
但许多人会忘记一件事，为基金投资付费的底层逻辑并不是在用管理费去换本金，而是：
换取收益（风险）
如果拉长收益曲线审视，管理费占收益的比例并不低——截至2023年7月9日，万得股基指数、股混指数的近10年的年化收益率的均值是9.6%。
假设扣除管理费因素，那么实际的年化收益率应是9.6%+1.5%=11.1%
这意味着，普遍存在的1.5%的权益管理费，对长期收益的侵蚀权重至少达到了．
13.5%
此次区区0.3%的下调，实际能够让长期年化收益增厚超过2.7%。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基金的管理费定价还会远超1.5%的权益基金中位值，例如嘉实旗下嘉实瑞享、嘉实前沿科技2只基金的管理费均达到了2%，而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A的费率也有1.65%。
从头部机构的产品费率安排来看，此次降费也将给不同机构带来差异化影响。
资管风铃统计Wind数据发现，如果将管理费＞1.2%定义为高费率产品，那么在管产品总数超过300只的15家公募机构中，富国、嘉实、华安、广发、工银瑞信、汇添富等6家机构旗下“高费率”产品数量占比均超过1/3。
其中富国、嘉实的“高费率”产品均超过了37%；相比之下，易方达、天弘两家机构旗下“高费率”产品占比则不到20%，受到此次冲击波影响相对有限。
但从“高费率”规模角度观察，若此次费率调降对存量部分带来冲击，则将对部分权益大厂带来更明显的管理费收入冲击。
假设以2023年Q1末的高费率产品的净值规模和50%的尾佣比例估算，相关产品在费率调降后，此次调整对部分头部机构的确会带来一定的管理费收入冲击。
按照上述静态方式估算，易方达、广发、汇添富等5家的收入冲击可能达到3亿元以上，而嘉实、景顺长城、华夏则可能不少于2亿元，此外另有工银瑞信、华安等4家机构不少于1亿元。
具体到个别产品，则景顺长城新兴成长A、富国天惠精选成长A如若出现费率调降，以23Q1静态规模测算，则带来的管理费冲击将超过1亿元；兴全合润、易方达消费行业等7只产品的收入影响可能也会超过0.5亿元。
02
降费曲率
行业降费的冲击范围，远不止于头部机构本身。
原因在于大型机构本就在投研、渠道、运营等维度拥有更强大的禀赋资源，即便在同等费率条件下，头部机构具有显著的虹吸效应，而一旦费率中枢下移，反而会对中小机构形成更显著的挤压。
一些中小机构为了挽留规模、提升产品吸引力，注定会对费率进行跟进式调降。
头部机构挑起行业责任的担当成为标配后，中小机构的压力会直线上升，行业的马太效应与产能出清速率会进一步加快。
在管理费率调降的同时，与公募基金相关的交易佣金、托管费率、销售服务费也正在成为费率改革方向的组成。
其实在这之前，相关趋势已有苗头。
截至2023年7月8日的Wind数据显示，包括嘉实安益C等在内13只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率较1年前出现下调；另有包括招商添华C、方正富邦丰利A等在内多达202只基金的托管费率较1年前出现下调，其中大摩纯债稳定增利C、华安双债添利等20只基金下调力度超过0.1%。
参考海外成熟市场，公募基金持有综合成本的下移确实会成为大势。
天风证券数据显示，以美国市场为例，自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时间里，美国股票型基金的综合费率从2.32%下降至0.95%。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基金综合费率下降的主力并非管理费，而是销售费用，其年化销售费从1.64%下降至0.11%，30年间累计下降了：
15倍
当然，这与美国基金行业从传统卖方销售导向业态转向买方投顾模式的大力转型有关——买方投顾的渠道成本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了。
从此次降费节点来看，我国公募基金降费的驱动力却与日本市场更像。
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泡沫，直接催动大藏省启动的一系列基金行业改革，甚至讨论延长对部分亏损封闭基金的开放期，同时免征管理费；与之类似的是，2021年以来权益基金整体回撤的加剧，提高了市场对费率的敏感度。
当然，其他市场的经历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回归底层逻辑，权益基金降费背后内在原因，仍然是企业部门利润增速下行的结果。
权益投资的收益来源，是对经济增长、企业成长增值部分的共享，但当经济增速下行，早年间的8%甚至10%的GDP增速已无法复制时，权益基金的长期收益也会随之下降。
权益基金的长期收益变化佐证了这一趋势——万得股基指数20年来年化收益高达12.12%，但近10年来的年化收益仅有8.84%；万得偏股混基指数的近20年来年化收益高达12.79%，但近10年来仅有10.37%。
经济规模扩大和增速的下行，会带来无风险收益率的下降，正如个别现金管理产品曾在2013年的钱荒是一度拿到高达9%的7日年化，而如今的货基收益中枢仅有2%左右。
自2013年余额宝诞生至今，通过货基普惠、非保本理财、类信托泛滥和资管新规的乱而复治，人们见证了银行业资产负债端“利率市场化”加速脚步；
从2023年公募基金降费开始，费率敏感度的提升可能开启更大范围的费率竞赛，而有竞争力和长期业绩捍卫的优秀产品或投资经理，或许能够在费率上坐拥更强的议价能力。
费率改革启动后，资产管理行业有可能迎来“费率市场化”的全新时代。
